“走进博物馆” 系列——斯特朗的中国之旅
发布时间:2017-04-06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教养不错的家庭。年仅22岁时,她就以优异的成绩摘取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早 年投身进步活动,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取女权和参加工人总罢工运动,还创了美国西部第一份支持十月革命的报纸。

     作为美国著名记者和进步作家,她曾六次访问中国,渐渐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成了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

     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问中国,到广州报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采访了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广州­——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心地,成了她第一次登上中国大陆的 主要活动地。从一开始接触中国,她就在关心中国革命。此间,她见到了宋庆龄和许多革命志志和群众领袖,和他们交朋友,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成了宋庆龄的亲密朋友,据宋庆龄回忆:“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急浪的时候,我在武 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 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逢勃, 它们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这时期,斯特朗还深入 湖南农村考察,写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歌颂了两湖的革命斗争。她写道: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 验之中。”第二次来中国的斯特朗,不仅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帝反军阀的国内战争,并且还报道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导致无数革命者人头落地的 流血惨案。

     1937年年底,斯特朗由意大利转道中国,再次来到武汉,这是她第三次访华。与前两次不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曾一度热情内战的蒋介石,也 被迫转向抗日。国共合作、统一抗战的势头开启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抗日新局面。斯特朗在武汉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以实际行动寻求国际 援助,为支持中国抗战而奔走呼号。直到1938年1月2日,斯特朗参加了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召开的国际妇女茶话会,她以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批评国 民党中央政府片面抗战,而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大加赞扬。1月25日,她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在广播电台以“马德 里是怎样保卫的”为题,发表了慷慨激昂而富有战斗性的演说,鼓动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在这期间,斯特朗向周恩来撮朵到华北敌后八路军驻 地采访。不久,她从武汉到了山西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和彭德怀、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并深入到战士和农民中间去体验战地生活。她在那里看到 了希望。斯特朗从华北前线返回武汉之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生动流畅的文字,接连不断地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进行的伟大 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斯特朗在离开中国之前,给朱德写了一封充满战斗情谊的信,由于战乱难寄,信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亲爱的朱德先生:现在已经是深夜二时,我这几天都是夜晚两点钟睡觉,早上七点起床。明天早上我又要赴香港,我太疲倦了,……但是,在离开中国武汉之前, 我不能不给你说几句话,以表示对八路军同志们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献身的事业的敬佩,……中国的同志却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真诚,有一种对同志的炽热的热情…… 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无法得到的。我很幸福,因为我们在一个世界上,在一个世界的运动之中,那中间,有中国的同志们,也有你……”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她 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大大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0年年底,斯特朗第四次访华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艰苦的抗日持久战考验着国共两党,使广大民众渐渐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和前途还在共产 党身上。无数热血青年投奔延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队伍日益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反动派担心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将不利于自己独裁统治。于是,国民党反动 派则再度掀起反共浪潮。甚至不惜断送抗战成果,策划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罪恶阴谋。所谓罪恶阴谋,就是利用国军统一指挥的权力,将八路军、新四军军部调往 华北主战场,用日军的炮火毁灭之。否则,便以违犯军令、破坏抗日的罪名加以围剿。终于,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全军覆没。国民党反倒贼喊捉贼,蒙敝世听。这 对处于劣势,听任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来说,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好在斯特朗、斯诺等进步记者冲破垂垂阻挠,铤而走险,准确地报道了事变真像,及时 向国际社会揭露了国民党反对派的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也有力地扼制了蒋介石继续扩大内战的阴谋,起到了共产党没法起到的作用。如果没有前几次来华采访与宋 庆龄、周恩来、朱德等人结下的革命友谊,也就没有斯特朗在关键时刻的成功报道,多次访华,使她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6年6月,斯特朗第五次来华,特地访问了中国革命的心脏——延安,采访了她梦寐以求渴望见到的毛泽东主席。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一致对外、共 同抗日”,而是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国已经装备国民党四十五个师;为其训练陆军、海军、空军、特务、交警、参谋、军医、军需等军事人员十 五万人;美国飞机、军舰运送五十四万国民党军队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以九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在中国为国民党军队保驾护航,等等。所以,在延安杨家岭,当 斯特朗谈到美国可能举行反苏战争时,问:“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毛主席答道:“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 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斯特朗想念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相信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通过她的笔,第一次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自 此,“纸老虎”的论断举世闻名,成了世界人民反对霸权、声张正义的有力的精神武器。

     1958年,斯特朗以72岁的高龄、冲破重重阴力来中国定居。在新中国受到外界封锁、歪曲和误解的年代里,她向世界介绍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情况,这就是她 的第六次访华。此间,她创作了《中国为粮食而战》、《西藏见闻》、《西藏农奴站起来》等书,并满怀激情地编写了《中国通讯》69篇,内容涉及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成就的方方面面,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恰如邓颖超所言:“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 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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